映象新闻

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必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

可以说，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均应以宪法规范、宪法立场和宪法语言为依据，在宪法框架下寻找共识。党的章程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其实，中国有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提出法治中国的命题，也意在维护法治的国家权威。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规范体系，那就是宪法法律体系。然而，回归并不等于没有发展。首先，54宪法明确是过渡时期宪法，54宪法的理念并没有完全告别革命，宪法上还没有完成理性的国家，而82宪法表达较充分地表达了国家理性。

韩大元：这种判断失于简单。如此说来，60年的宪法发展史，似乎只是走了一个循环路径，而非进步路径。今年六月笔者曾在《检察日报》撰文指出，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的要求，近来温州、东莞等地竞相申大的浪潮已然成为地方立法权扩大化趋势的重要表征。

其次，公共服务与基层政府的碎片化。二是该理论过于重视个人的偏好表达，而将社会公正问题推给政府间体制，这使我国的相关制度改革面临严峻考验。但迄今两次重要的体制调整则凸显了顺德的特别制度安排：一是1999年在维持顺德市县级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和国家垂直管理部门仍维持现行管理权限由佛山市代管外，其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均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这就意味着，仅仅作为佛山市一个辖区的顺德，在新城市化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原则和规范将只能通过政策的方式加以明确。

第三，探索改革的优良传统。相较之下，新区域主义的优势在于：一是强调发挥社会的补充效用，不仅与公共服务社会化、有限政府等先进理念相契合，而且在政府权力清单呼之欲出的今天更具时代价值。

其三，碎片化对顺德未来以服务业置换制造业的发展规划形成直接阻碍——即使如李铁主任所言能够通过轨道交通建设来拉近空间距离，但在制度层面消弭碎片化的隔阂显然更加任重道远。如今，顺德经验的标签即将走出传统的大部门制而张贴于城市化的新领域，我们同样有理由对其改革的成果和推广价值充满期待。  郑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对比我国实践发现，不论是高大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西部小城不起眼的土地拆迁，都基本徘徊在传统城市化的范畴当中。

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则已基本进入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后期，与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剧膨胀、环境和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等副作用的凸显，向新城市化模式的过渡已悄然启幕，这在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圈发展理念中已经多有体现。在市场经济发育水平方面，顺德企业在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名单中长期占据十分之一的比重，美的集团更是多年蝉联第一。在经济发展潜力方面，多年来的经济转型省级战略也使得顺德位居2013年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区榜眼。第17条规定了规划的范围：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地布局，综合交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各类专项规划等。

但其弊端也较为明显：一是极大遏制了地方政府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发挥，二是纵向层级的双向运行对行政效率的抵消作用明显，三是对京津冀协调发展、顺德小城市群发展这类新问题的应对乏力。第二，科层传统与区域协作的法治选择。

虽然恢复其县级市的地位可能在《立法法》中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依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为较大的市的规定，喀什特区所在的喀什市可能被解释为县级较大的市），但就可行性来说，顺德的立法需求可能要寻求第二种方式的满足——外部立法。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待顺德经验为我国即将全面展开的新城市化历程贡献独到的借鉴价值。

从相关理论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大模式存在历史的承继关系。城市化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流行语和热门话题。首先，理论选择的困境。公共选择理论的优势有三：一是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引导基层（中心区及各镇）政府间开展有序、良性的竞争，最终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通常认为，城市化进程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个阶段。亦即，传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条道路甚至是现阶段的唯一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顺德有限的区划面积恰是开展先行先试的天然优势。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除四大直辖市外，我国具有立法权的城市包括省会（首府）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可见，将既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权力用足、用好、用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城市化进程的法治方向。总之，顺德推行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背后，除了开放的理念和全新的认知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客观实践的需求。

其实，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4中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优化户籍理念、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等均是围绕该问题展开。2011年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能够为前述方案的落实提供一定程度的制度支撑。

对于没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而言，其立法需求的解决方式有二。  第一条道路：分道扬镳的意义 既然提出了第二条道路，就不得不对所谓的第一条道路作一诠释。三是对于市场经济尚处粗放型发展阶段的顺德来说，基层政府间的竞争能否控制在良性的范畴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将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解决公共服务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适应多中心结构的新城市化特征，为基层城镇格局的重构提供基础和标准。在行政层级上，顺德属于我国县一级的基层地方：1950年建县，1992年撤县设市，2003年撤县设区。

笔者以为，最有利的替代方案在于区域协作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最终在横向府际关系中形成对等、互利、协同、共赢的新格局。今年8月，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4中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高峰论坛上一席探索小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的言论，让顺德这个身处珠三角腹地的小城再次被聚焦于城市化的镁光灯下。

这些困境与前述优势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充分认知，方能实现改革路径的帕累托选择。当然，既然是新城市化模式的先行先试，那么能否通过广东省人大的直接授权而使顺德获得一定程度的本地立法权限，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选项。

二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必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将对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而言，传统城市化的进程正如火如荼，区域中心城市的不断涌现就是生动注脚。  阿喀琉斯之踵：警惕第二条道路的暗礁 顺德确在探索新城市化道路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现实困境的理由。这都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相应的规范支持。

在西方，当代新城市化进程的主导理论主要有二，即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目前，区域一体化、行为联邦制等视角下的横向府际协议并不鲜见，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于如何将这类政府间意思自治的合同全面纳入法律控制之下，确保权力运行不会因为彼此利益的诱导而扭曲乃至僭越，这也在事实上契合了新区域主义的理性面向。

如对于同城市化关联最为密切的城乡规划来说，《城乡规划法》第15条规定了制定主体和批准主体：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对顺德自身而言，小城市群发展模式是因地制宜的选择。

  顺德优势：给力新城市化探索 显然，除了倒逼的因素之外，顺德能够走第二条道路也源于相当的自身优势。这就要求，其一，城市化进程必须立足于我国实情，既对大多数地方的传统城市化进程客观认知，又对北上广等地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的过渡充分重视，还要对顺德这样对新城市化模式的先期探索大力支持。